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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2017年年会综述

发布时间: 2017-08-07 文章来源: 江苏法学会 作者: 字号:[大] [中] [小]

  2017623日至24日,由江苏省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主办,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承办的江苏商事法治高端论坛2017)暨江苏省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2017年年会在徐州召开。本次年会以江苏商事法治前沿问题研究为主题,来自理论界与实务界的80余位代表围绕公司纠纷的法律适用、证券纠纷的法律适用、破产法司法适用等三个专题展开热烈研讨。现将会议主要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一、商事法律理论与实务 

  (一)商事法律制度的未来走向 

  在本次年会上,与会代表都不约而同的关注到未来商事法律制度的基本走向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首先是民法总则出台对商事法律制度的影响问题。江苏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王腊生认为,民法总则出台后我国商事登记的统一立法将成为一个重要突破口。在商事登记方面,实践已经走在了立法理论的前面,立法还是稍显滞后,不能反映实践需要。完善商事登记立法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要确认登记的功能和效果;第二,明确哪些主体需要登记;第三,明确主体资格和经营资格的区分;第四,明确登记审查的方式;第五,明确登记事项的公示和监管。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何方副院长认为,民法总则对于商事审判也影响巨大,商事审判贯彻民法总则,要摒弃民法总则“大而空”的错误认识、摒弃“浅尝辄止”的错误想法、摒弃民法总则与商事审判“无关”的错误思想,既要把握商事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共性之处来准确理解民法总则,也要立足商事法律关系特殊性准确适用民法总则,要在运用和解释民法总则过程中,形成更多符合商事法律关系特殊性的治理规则。南京大学法学院范健教授认为,德国民法建立在私权绝对保护的基础上,但中国的现状完全不同于当时的德国,民法总则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不足,中国商事法律制度的构建首先需要对社会关系有一个清晰的定位。 

  其次是商事法律制度应当如何构建的问题。范健教授认为在微观领域上,司法者应当关注到商事审判与民事审判的不同之处,在审判中客观看待商事经营中的风险,强化对企业的保护。同时,商人之间解决纠纷的途径应当引起关注。欧洲商事审判最早是商人自行建立的,近代中国引进商事制度,但却并未对商人之前自行建立的纠纷解决途径展开深入思考,而这恰好是今天商事法律制度应当关注的。中国银监会江苏监管局丁灿副局长认为,对公司上市相关制度的构建应当引起重视。2016年以来,江苏银行和5家农商行在A股上市,但上市也使得农商行产生股权不稳定现象,因此,应当构建合理的上市法律制度,加强对公司上市活动和公司股权的管理。 

  (二)江苏商事审判的基本态势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段晓娟概括和总结了全省法院商事审判态势,近年来,商事纠纷数量大幅增加,对商事审判和商法研究提出新的挑战。 

  在争议问题上,传统问题争议依旧存在,而新问题也不断涌现。一是阴阳合同的问题;二是新的交易模式下交易行为效力如何认定问题;三是担保领域出现的新问题,比如共同担保下向其他担保人追偿问题;第四是公司纠纷中的对赌协议效力、股权转让中出资责任承担等问题;五是商事居间合同、居间费用等问题;六是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过失或者犯罪所涉问题等;七是公司印章问题。对于如何更好地推动商事审判,段庭长认为,商事法官应该首先关注市场经济的变化,不了解经济生活,将脱离服务对象。第二,法官应当深入了解整体法律体系。第三,法官需要关注立法体系背后的立法机制和法理基础。 

  二、公司纠纷的法律适用 

  (一)公司法的基本理论 

  华东政法大学钱玉林教授就公司法的规范功能进行反思。他认为,公司法规范公司的组织和决议行为,而合同法规范交易行为。公司法第16条并非旨在规范公司对外担保或投资的行为,而是规范公司内部关于担保或投资事项的意思决定程序。基于第16条的立法背景及其在公司法规范体系中的意义,违反第16条的直接后果是组织法上的相应责任,影响公司关于对外担保或投资事项的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决议的效力。即使公司对外担保或投资行为未经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决议,或者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被撤销或者确认无效,在第三人善意的情况下,亦不影响公司对外担保或投资行为的效力。 

  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丁凤玲则提出公司客体化这一命题,她认为,公司客体化是以公司为客体的一种交易趋势,敌意收购就是以公司为客体的交易行为。上市公司尤其有公司客体化的趋势,并且该客体化往往伴随着上市公司财富被掠夺、企业被毁灭、社会成本增加等挑战。为应对该挑战,我们需要强化资合性上市公司的人合性特征,在私力救济层面细化公司章程、培育职业经理人;在公力救济层面引入多元股权结构、降落伞计划等。 

  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员杨硕在股权众筹裁判方面提出自己的思考,认为在北京飞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诉北京诺米多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一案中,北京市一中院充满司法能动主义的裁判结果极大推动了股权众筹的发展。但股权众筹融资行为的实质是一种证券发行,应当受到《证券法》规则和调整。《合同法》与《证券法》的立法目的不同,导致两种裁判逻辑下归责原则和举证责任有所差异,而后者更倾向于保护投资者。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王俊梅法官就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问题展开研究,认为越权担保效力认定应纳入代表、代理制度规则中予以体系化分析。对于越权担保,在第三人为善意时,准用“表见代理规则”,该担保行为有效;在第三人恶意时,可以类推适用无权代理规则,担保行为效力待定,公司享有追认权。对于第三人善意的判断,应以对越权担保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为标准。 

  (二)公司股权转让纠纷 

  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是与会代表讨论较多的一个领域。首先是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的限制问题。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的姜丽丽法官认为,有限公司股权转让虽然属于一般性的合同概括转让,但从转让成本考虑,股权转让原则应是自由的,然而也并不妨碍在章程中自由约定股权转让的限制性条款,但不能过度限制到实质禁止的地步。 

  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的谷昔伟法官认为,有限责任公司初始章程中的强制转让或价格计算条款应一般认定其效力。对于通过修改章程规定强制转让股权条款的,公司不具有明显恶意,该章程条款对全体股东有效,但是对于修改的价格计算条款,如显示公平,应当认定该部分股东会决议无效,由公司与转让股东重新协商或对股权价值评估后确定转让价格。 

  在股权代持问题上,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的刘尚雷法官认为,股权转让和代持行为作为一种市场行为,引发的纠纷在公司诉讼中极为罕见,审判中也存在较多的争议,应当从效力区分原则出发判断股权转让能否实现股权变动、商业银行章程能否限制股权转让等问题。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回购请求权行使问题上,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研究室贺晓梅副主任认为,我国当下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回购请求权适用条件及程序相关界定标准比较模糊,导致裁判尺度不统一现象普遍存在。现行股权回购权法律规定过于简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回购请求权如何行使的程序规定也不够明确。基于此,在借鉴外国立法和司法经验的同时,需要充分考虑本国的公司治理模式、经济发展和市场诚信程度,对我国的异议股东股权回购制度作补充和完善。 

  三、证券纠纷的法律适用 

  (一)证券虚假陈述问题 

  证券虚假陈述争议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与会代表就诉讼程序、赔偿计算等问题,分别发表见解。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金融庭王瑞煊法官认为,现阶段不应该取消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前置程序,这一程序能够避免过多案件进入法院,有利于解决法院对实体问题事实认定的困难。此外,前置程序仍然是有利于投资者和证券市场的一个制度。不能因为立案登记制的推行,否认前置程序存在的合法价值,在目前没有法律明确规定要取消虚假陈述前置程序的情况下,仍应坚持前置程序。 

  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勤春律师就证券虚假陈述案件中系统性风险计算问题认为,投资者损失有一部分可能是由国内外经济环境、政策影响等系统风险导致的,不应由虚假陈述行为人承担,应当在综合考虑大盘指数、板块指数基础上,采取个案计算系统风险相对比例法等进行计算和扣除。 

  江苏亿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周亮律师则就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中的五个问题发表自己的研究结论。第一,司法裁判中的基准日功能在于计算投资差额损失,不能简单的将“可流通部分”理解为“流通股数量”。第二,认定“重大性”时,法院应审查相关信息对投资者决策的影响程度。第三,因果关系可以区分为交易因果关系与损失因果关系。第四,证券系统风险认定应考察大盘综合指数、大盘流通总市值、行业板块指数和行业流通总市值。第五,投资差额损失的计算方法应当采用综合算术平均法。 

  (二)证券内幕交易问题 

  江苏省证监局公司监管处王玮副处长就内幕交易单位犯罪认为,通常情况下内幕交易违法犯罪由自然人实施,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打击重点也是自然人内幕交易。但近几年,由法人实施的内幕交易行为也频繁出现,单位内幕交易由于其主体特殊性,与自然人存在差异,应当在入罪认定和责任承担方面展开深入研究。 

  四、企业破产的法律适用 

  企业破产法律适用是本次年会的三个主题之一。与会代表围绕破产司法适用中的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展开研讨,破产程序中的优先受偿权、担保物权等实体权利以及简易程序、执转破等程序问题均引发了代表们的关注和思考。 

  (一)企业破产实体问题研究 

  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单云娟法官就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认为,建设工程价款的优先受偿权本质上是一种优先权。行使主体上,应当指施工承包人而不包括设计承包人和勘探承包人;行使范围上,优先受偿的价款是基于合同约定产生的工作人员报酬和材料款等实际费用,垫资也可享有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上,对于竣工交付工程,应为竣工之日起六个月内,无法竣工的工程,则是约定竣工之日起六个月内。 

  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黄文波法官就破产案件中实现担保物权相关问题认为,随着担保制度的完善以及物权担保在企业融资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企业破产案件中清理和实现担保物权的工作将越来越重要和复杂。在破产案件中实现担保物权必须坚持效率原则和公平原则,而当下实现担保物权的公力救济途径较为单一,与实践需要存在一定差距。因此,可以适度发展私力救济,在准备规则、处分规则、救济规则方面予以发展和完善。 

  (二)企业破产程序问题研究 

  在破产管理人的选任方面,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张俊勇法官认为,目前的管理人选任机制存在名册固化、方式机械、程序不透明等问题,制定科学合理的管理人选任制度,可以从主体资格扩容、将管理与考核理念融入选任机制、拓宽选任工作受众面、建立信息化选任模式、变通外地管理人工作方法等方面入手,改革现有管理人选任模式,以期构建高效、科学的新型管理人选任制度。 

  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裁庭李飞副庭长就执转破程序的完善问题认为,全面推进“执转破”工作是统筹解决民事案件执行难和企业破产难问题的有力方式,但其固有的概括清偿后免责、优先于其他程序适用等特点极易被滥用,办理该类案件应着重把握四个方面:树立债权人本位理念,体现权利的对抗性;强化对管理人的选任、履职的管理、监督;完善债务人财产的交接管控程序;构建打击滥用执转破程序责任体系,体现层次性。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孙晓旻庭长则关注到破产案件的简易程序,认为法院破产审判应在服务去产能、清理僵尸企业经济工作中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新形势下,破产案件数量激增,而传统破产案件审判周期长、效率低,难以适应新形势要求,所以突破传统审理模式、构建破产案件简易审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僵尸企业”的破产程序构建,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院长沈湧认为,在处理“僵尸企业”破产案件时,应当提前干预、分类处置、强化审判、健全配套。对无挽救希望的企业应当尽快启动破产清算程序;对于有挽救价值的企业应当积极引导,利用破产挽救程序,实现企业重生。为推动“僵尸企业”及时市场出清,可强化审判流程监管和管理人履行职责的相关措施,提升审判效率,发挥审判职能。 

  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张威法官认为,在僵尸企业处置的过程中,存在破产法律制度对出售式重整、关联企业实质合并原则的规则缺失、在税收法律制度中破产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不完善等供给侧方面的瑕疵。应建立出售式重整制度,明确关联企业在资产混同时可进行实质合并,建立统一的针对破产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完善重整新生企业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对破产债权确认有异议时的诉讼权利,对一般隐形破产法规则的效力进行限制,加强社会资源供给。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综合组组长李荐、南京大学法学院经济法专业2016级硕士研究生李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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