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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2015年年会综述

发布时间: 2016-01-06 文章来源: 江苏省法学会 作者: 字号:[大] [中] [小]

  20151114日,省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省律师协会联合举办了《刑法修正案(九)》理解与适用论坛暨省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2015年年会。现将主要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一、对刑法修正案(九)的总体评价 

  刑法修正案(九)的出台,虽然继续删除了刑法中九个犯罪的死刑,并废除了争议多年的嫖宿幼女罪,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我国刑事法治的进步,但修九增加了十六个新罪,大大地扩大了我国刑法的打击范围,扩大了犯罪圈,尤其是将替考行为入罪,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所以,对于“修九”的出台,应该做客观的评价。南京大学法学院孙国祥教授认为,我国的刑法修正案有扩大犯罪圈和加重刑罚的两种倾向,这与刑法的“谦抑性”原则是相违背的。东南大学法学院刘艳红教授也认为,刑法修正案进一步扩大了我国的犯罪圈,加重了某些犯罪的刑法处罚,与自由刑法的理念相去甚远 

  二、关于贪污贿赂犯罪 

  对于刑法修正案(九)而言,贪污贿赂犯罪的修改无疑是一大亮点。无论是刑法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界,都对贪污贿赂犯罪给与了充分的关注。对于行贿罪的修正,与会学者均持积极的态度,给予肯定的评价。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薛火根律师、曹龙昊律师认为,针对现实立法中受贿与行贿在定罪量刑上的严重失衡,司法中“重受贿轻行贿”的办案观念,对行贿者欠缺经济处罚,行贿犯罪成本较低等问题,此次修正案中涉及行贿犯罪的修改有合理之处,但在实务适用方面尚存进一步细化的空间。大成(南京) 律师事务所吴加茂律师、高鹏程律师认为,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及司法对行贿犯罪规制、制裁的弊端由来已久,存在罚金刑的缺失、从宽条件的草率、行受贿犯罪构成要件的差异性设置、贿赂范围的局限性等缺陷。“修九”对行贿罪的处罚增加了财产刑的规定,完善了以前单一人身罚的处罚方式,同时进一步强化了行贿罪的出罪条件。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张蓉法官认为,此次对行贿罪作出了并处罚金、限制免于处罚的条件和增加打击范围的修改,使得行贿罪的量刑进一步完善;在反腐败贿赂不断推进的今天,行贿罪作为受贿犯罪的对合犯,理应受到严厉处罚。据此提出了增设资格刑和取消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设想。另有与会者认为,刑法修正案对行贿罪的修改还不彻底,行贿罪的“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要件应当废除,应该在行贿罪的刑法处罚上设置资格刑。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戴有举认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属于责任要素,而非违法要素,由于“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之要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法律适用上的诸多问题,招致取消该要件的呼声不断,但其理由并非充分,也过于冒进和超脱于我国实情。他建议将来再修法时,对刑法第389条进行适当修改,以求完善。江苏昊震动翰律师事务所律师卞恒亮认为,刑法修正案(九)对行贿类犯罪立法的修改,虽有所改进,但部分条文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应修订行贿犯罪概念,专门设置行贿职业禁止刑,提高刑事立法水平,从而在更宽范围内,采用更严厉的制裁措施,打击行贿犯罪。 

  对于贪污受贿罪的修正,与会者既有持积极评价的,也有提出质疑观点的。积极说者认为,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定数额标准是在1997年的刑法中明文规定的,已经不适用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打击贪污贿赂犯罪的形势的需要。因此,本次的刑法修正案(九)删除了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定数额的规定,进而规定了“数额较大”、“数额巨大”以及“数额特别巨大”的三个层次,对于贪污贿赂犯罪的打击和惩治,势必会产生积极的效应。南京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法官王瑞琼认为,刑法修正案(九)删除了原有刑法对贪污受贿犯罪规定的具体数额,将贪污受贿罪的数额标准改为概括性的定罪模式,纳入了犯罪情节和危害后果的考量。这样的规定无疑是立法技术的一个进步。江苏沉浮律师事务所律师朱壹认为,修改后的条款通过“概括性数额+情节”的模式满足了司法实践的需要,对具体的贪污行为能够做出更公正合理的裁判。另外,新条款以从轻到重的顺序对法定刑档次进行排列,对贪污罪一律适用财产刑、并设置终身监禁条款,也是我国立法上的进步。持质疑说者认为,刑法修正案(九)没有从“立罪”角度真正解决贿赂犯罪在主体标准、犯罪对象、行为要素、数额设置以及打击行贿方面的问题,立法规制范围没有因此而得以扩大,立法规制能力较弱的问题依然存在,难以对目前群体性、系统性、环境性腐败的治理产生积极促进作用;应当以立法理念转变为先导,推动贿赂犯罪刑法立法规范的整体革新;应确立以“利益冲突”为基础的贿赂犯罪体系,形成有效应对“环境性”腐败的刑法规制体系,进一步推进刑罚配置的合理化,改变贪污罪与贿赂犯罪的同罚状态,进一步完善刑罚的多元化设置。 

  三、关于“修九”的其他方面 

  与会的多数学者和司法工作人员对于“修九”的其他诸多方面更多地予以了关注,并加以深入系统的研究。 

  第一,对于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犯罪。多数作者认为,刑法修正案(九)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犯罪的补充和完善,对于我国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犯罪,预防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对我国社会秩序的危害,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但也有学者认为,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犯罪规定的修正,尤其是增加了五种新类型的犯罪,限制了广大公民的自由权利,这种立法值得商榷。 

  第二,对于虚假诉讼犯罪。虚假诉讼犯罪是个新增的犯罪,与会者对该罪研究,主要是针对该罪的构成要件进行。多数作者对该罪的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进行探讨。该罪的客体,有学者认为是财产权,有学者认为一方面是财产权,一方面是司法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还有学者认为,除以上两个方面,该罪可能还存在其他客体,因为虚假诉讼的行为还有其他的目的。对于虚假诉讼罪的与其他犯罪的界限方面,有作者认为,虚假诉讼行为本质上还是一种诈骗犯罪,属于诈骗犯罪,也就是说,虚假诉讼的设立没有意义。有学者认为,虚假诉讼的目的如果在于骗取他人财物,可以看做是诈骗罪,但如果出于其他目的,则不能看做是诈骗罪,也就是说,虚假诉讼罪与诈骗罪之间是一种交叉竞合关系。还有学者认为,虚假诉讼罪除了与诈骗罪有竞合外,还与其他的一些相关犯罪有竞合关系,如妨害司法的犯罪。 

  第三,对于虐待类犯罪。对于虐待儿童行为的入刑,多数学者持积极态度,但对于本罪在立法技术方面还持有质疑态度。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冬认为,“修九”对虐待罪条文的修订对于虐童行为规制仍显不足,应当界定虐待含义,降低入罪标准;严格定罪量刑,拒绝轻刑化。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盛蕾指出:虐待罪扩大保护对象范围适应了当代中国发展的需要,保障了弱势群体的利益需求,贯彻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但仍然存在不足:(1)仍然没有涵盖当下社会中存在的所有虐待情形;(2)“监管、看护”没有给出具体概念和标准;(3)该规定并没有从根本上去除虐待罪“身份犯”之特性。采用列举式很难囊括当下或将来在群体内发生的虐待行为,应直接规定:“虐待非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第四,对于嫖宿幼女罪的废除。嫖宿幼女罪的废除,一般认为是我国刑事法治的一大进步,但也有作者认为,嫖宿幼女罪的存在还是有一定的合理之处的。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赵学刚认为:嫖宿幼女罪罪名存在有其合理之处,但应作适当调整。可将“嫖宿幼女罪”改为“对幼女性侵罪”,并将刑法第236条“奸淫幼女”情形放到一起分别处理为好。江苏金荣恒顺律师事务所金荣律师和聂经伦律师建议部分嫖宿幼女行为不应一律按奸淫幼女型强奸罪从重处罚。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生杨学良认为,嫖宿幼女罪废除以后,应当对刑法的整个体系进行综合分析,对于相关的与幼女有关的卖淫行为,也应当废除。 

  第五,对于考试作弊行为入罪。对于考试作弊行为入罪,多数作者持肯定太多,但大多是对于组织考试作弊行为入罪的肯定,但对于替考行为入罪,多数作者认为不应该。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李勇认为,在行政法规一片空白的情况下,直接将替考行为入刑,完全不应该。也有作者认为,替考行为入刑,只能说明我国行政管理部门的无能和无力,同时也说明刑法的管辖范围过于广泛,与刑法的谦抑性原则相悖。 

  第六,对于危险驾驶罪。这次的刑法修正,在原来的两种情形的基础上,又将两种新的行为纳入危险驾驶罪。多数作者认为,这次的修正有积极的进步意义。也有学者对此提出批评意见。省人民检察院检委会委员尹吉认为,危险驾驶罪的立法与修正有典型的案例立法特色,只有社会上出现了相关的案例,才被纳入刑法立法的范畴,一些应该纳入立法范畴的危险驾驶行为却没有进入刑事立法,不能不令人遗憾。 

  (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杨辉忠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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