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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全面”背景下的廉政法制建设

发布时间: 2015-12-10 文章来源: 江苏省法学会 作者: 字号:[大] [中] [小]

    “四个全面”背景下的廉政法制建设

  ——省法学会廉政法制研究会首届年会综述

  2015年11月28日,省法学会廉政法制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年会在扬州大学召开,来自江苏省内外高等院校、实务部门的专家学者80余人参加了会议。2014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提出,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是治国理政方略的顶层设计,是中国复兴伟业的战略路线图。省法学会廉政法制研究会首届年会的主题是:“四个全面”背景下的廉政法制建设”。与会者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现将主要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一、廉洁中国建设与廉政法制建设研究

  廉洁中国是中国梦的必要组成部分,实现这一点需要凝聚价值共识并付诸实际行动。廉政法制建设是实现廉洁中国的必由之路,其内涵丰富而深远。

  江苏省社科院副院长刘旺洪教授认为,如何处理党纪与国法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重大问题,应通过党纪国法有效衔接推进廉政建设的法治化,国家廉政建设与党内廉洁密切相连。廉政建设既是国家建设问题,也是党的建设问题。党内法规体系和国家法律体系建设同样重要,要有效衔接。他主张党纪严于国法,党纪范围更广、执行更严,主张制定反腐败法和公务员财产申报法,并就党纪与国法如何衔接提出了若干对策建议。

  南京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焦富民教授认为,依法依规从严管党治党既是党执政经验的历史总结,又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时代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采取法治的思维和方式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和治国理政。依法依规管党治党的逻辑起点是党的领导权始终处于法律的有效监控之下。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不仅要模范遵守国家法律,而且要按照党规党纪以更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运用法治思维实现党的领导与依法依规管党治党的协调统一,运用法治方式实现依法依规管党治党的制度化和科学化。

  扬州大学纪委副书记、监察处处长蔡宝刚教授对权力制约权力的反腐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反思,认为这种倚重权力反腐的机制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主要表现为制约权力的权力具有腐败的可能性,无法根治权力的腐败;以权力制约权力难以避免权力集中,无法消除腐败的病因;权力制约权力的逻辑难以自洽,制约的权力链条难免断裂;权力制约权力容易导致人治式反腐,难以形成反腐常态化;权力制约权力难见成效为历史证实,无法摆脱历史周期律。为此,反腐需要强化权利制约权力体制机制的制约,从制度上推进和保障人民群众支持与参与反腐败非常重要。

  南京工业大学法学院院长刘小冰教授认为,反腐中的“治标”与“治本”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急则治标,缓则治本,标本兼治,这是反腐倡廉的基本规律。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姜涛教授认为,刑法在反腐倡廉中属于最后手段,刑法自身合理与否,对预防腐败犯罪具有重要意义。为此,零容忍应该是中国腐败犯罪刑事政策的基本选择。当前中国腐败犯罪立法应该实现从厉而不严到严而不厉的基本转变。

  南京审计大学法学院谢冬慧教授认为,国民政府以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为基础,建立了专门的反贪机构,实行了一系列反贪举措,在反贪的机构设置、刑事处罚、行政命令及监察等方面对当前廉政法制建设有一定的启迪。

  苏州大学上官丕亮教授认为,廉政法治建设的核心是建立权力制约机制,这只有依靠宪法才能实现。一方面,初步实现权力制约权力,全面贯彻落实现行宪法与廉政建设相关的各项规定,特别是要贯彻落实宪法关于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制度。另一方面,实现权利制约权力,尊重与保障人权,全面实施宪法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

  扬州市检察院宋祥林副检察长认为,检察机关在廉政法制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在实证意义上,地方反腐中的数据也充分论证了检察机关在反腐法治建设中的机制建设。

  二、全面依法治国与廉政法律体系建设研究

  2015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被视为“鸟之两翼”、“车之双轮”。在“四个全面”的背景下,如何从全面依法治国角度来推进廉政法律体系建设,如何理解廉政法制建设对于“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的重大意义,是本次与会代表探讨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江苏大学文法学院于晓琪教授以Z市为样本,就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主义的“四风”问题及其治理对策进行了分析,指出:纠正“四风”必须探索联合监察、分区监察等纪检监察方式,更好地保证纪委监察工作的中立性、客观性,加快公车改革等制度性反腐措施,努力从根本上反腐;加强纪委监察干部工作的业务知识与能力培训工作,增强其执法能力;强化人员配置,提高队伍的力量,尽量消除纪检监察部门在基层单位中被边缘化的现象;明确纪委监察局监督者的角色,处理好行政性事务与监督性事务之间的关系。

  中共国家税务总局党校肖泳冰副教授认为,我国治理公职人员利益冲突问题既有自身的困难,也有体制机制上的优势,通过党内治理带动国家治理,是我国治理公职人员治理的特殊路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颁布实施,为在党内治理利益冲突问题提供了政治伦理基础和纪律保障,并为形成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利益冲突治理格局奠定了基础。

  扬州大学徐祖澜副教授认为,伴随着中国官方反腐主导模式的建立,网络反腐的断崖式降温预示这一新的反腐模式走到了拐点。重新反思网络反腐背后“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法理逻辑迫在眉睫。经由互联网技术,网络反腐中所释放出来的公民权利,一部分可生成为国家权力反腐的源泉,一部分则应当聚合为媒体权力以制约国家权力。

  江苏师范大学费丽娟讲师认为,以权力制约来治理腐败的思路是通过将国家权力分解,把统一的国家权力分由不同的分支机构来行使,并在国家权力的不同分支机构之间,建立起相互牵制的关系,从而使国家权力的各个分支机构都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滥用权力,通过权力与权力之间关系的平衡,来实现权力的有限性和有效性,以达到防治腐败的目标。

  法律实务界对廉政法律体系建设提出了很多建设性和操作性的建议。扬州市邗江区检察院童中华检察官立足于“四个全面”,提出制度先行、执法为重、监督矫正和司法制裁的法治政府建设路径。徐州市检察院杨康检察官讨论了腐败治理中民事机制与规范的重要性,主张一种刑、民共济的腐败治理模式。扬州市检察院杨湘君检察官重视社会转型时期完善廉政法治建设的意义,并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对策建议。扬州市检察院路漫检察官把倒三角工作体制、县官不如现管和廉政文化上各种扭曲现象视为中国特有的依法行政推进中的“廉政雷区”。扬州市广陵区检察院张唯伟检察官主张在选举权和批评权两个制度层面强化公民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陈凯健法官立足于“刑法修正案九”中行贿罪立法的问题,主张合法地扩大行贿罪的犯罪圈,以突破惩治贿赂犯罪的瓶颈。

  三、法治社会建设与廉政社会规范体系研究

  廉政法制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法治社会的构建对于经由廉洁中国而实现中国梦具有奠基性的作用。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但有助于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的战略目标,而且是转型期中国廉政社会规范体系研究的重大现实课题。

  扬州大学张陟遥教授认为,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坚持反腐倡廉,指出腐败问题解决不好将要亡党亡国。实践证明,人民群众是反腐败的根本力量。目前,我国公民参与反腐倡廉建设还存在意识淡薄、能力欠缺、渠道不畅等诸多问题。因此,需要强化公民积极参与反腐倡廉建设,培育主体意识,有效夯实参与的社会基础;创新平台,积极拓展公民参与渠道;加强互动,有效对接,优化服务,改善参与环境。

  扬州大学苏喆教授认为,依法治国与党风廉政建设相辅相成,两者的实施都需要社会主义法律文化作为支撑的基础,但法律文化的发展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受到哲学和伦理思潮的影响,并不必然符合依法治国与党风廉政建设的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为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引领构建能够支撑依法治国和党风廉政建设发展的法律文化,提供了核心价值标准,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消除各种腐败的思想和社会根源、促进司法改革、扭转老百姓遇事信“访”而不信“法”思维,具有重大意义。

  扬州大学刘怀玉副教授认为,近年来,“为官不为”、“廉而不勤”问题比较突出,“庸、懒、慢”成部分官员另类腐败标签,具有复杂性、隐匿性和传染性等主要特点,严重威胁着党和国家健康的肌体。治理“为官不为、廉而不勤”问题,有利于构筑从严治吏“一体两翼”能动结构。其主要对策:坚持理想信念,重在“大公”;坚持依法治吏,重在守职;坚持业绩导向,重在实干;坚持制度创新,重在争先。

  淮阴师范学院郭兴利副教授认为,廉政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有着自恰的运行机制,其中激励机制是动力之源,信息收集机制是立足之基,回应机制是合理之根,决策机制是关键之举,执行机制是效力之征,监督机制是保障之策。江苏省淮安市的阳光纪检运行平台,就是按照现代廉政建设运行机制设计的一个反腐败工作的重要尝试。其运行效果已经在一定的程度上说明了该运行机制的有效性,进而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

  扬州大学张兵讲师归纳了工程腐败的网络结构特征,包含腐败行为人、组织、腐败行为和腐败利益网络的多元异质网络,并从模型建构、腐败网络打击策略选择、腐败网络侧度指标方面进行了论证,最终得出四个方面的对策建议:反腐败需要提高腐败网络的侦测能力、选择合适的打击策略打击腐败网络、对腐败网络进行持续多次打击和通过组织视角瓦解腐败网络能够实现快速瓦解腐败网络的效果。

  (扬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徐祖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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